莎士比亚、朱生豪、宋清如……和我 | 王小庆

作者简介

王小庆  自由教师，著有《带着思想去评课》，编有《小学生叶圣陶读本》《小学生冰心读本》《如何培养好公民》《日有所诵·英文诵读》，译有《学生教我做老师》《教学与行为干预（RTI）》等，杭州国语书塾导师。

朱生豪故居

前几日和多缇一起去了趟嘉兴的朱生豪故居。

说来惭愧，朱生豪故居并不远，开车也就一个多钟头，但是这些年中，我竟在“喜欢逛名人故居”的人设下，对它熟视无睹。这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言。

遥想三十年前（似乎是1992年），我和胡建矩君还一起去找过朱生豪先生的夫人宋清如老太太。当时胡君初到嘉兴冶金专科学校（即后来的嘉兴学院）教书，节假日，我常跑去与他一起谈论文学。后来不知怎么的，我俩忽然想到要开一个书店——高雅文学的书店。为了保证逼格，我们想到了宋清如，希望她从中做精神上的支持。

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朱生豪先生是国内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宋清如则是他的遗孀……这一路算下来，我们都觉得去拜访老太太合情合理。

于是先找到了嘉兴市文联。文联的一位大哥热情地接待了我俩。听说我毕业论文做的就是莎士比亚的研究，并且至今兴趣不减，这位仁兄顿时两眼放光，仿佛遇到了自家人。

我俩说明了来意。他一开始说一定会将意思转达给宋老太太，但之后却一脸为难，说老太太最近身体不适，住在医院，不大方便接见外人。这样一说，我和胡君便只好偃旗息鼓，灰溜溜地回去。之后再不提开书店的事了。

尽管没有成功地与朱生豪攀上关系，但当年我对莎士比亚的学习，倒是一如既往地真诚和热情。那篇毕业论文——Caliban in The Tempest: an Archetyp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尽管我后来发现幼稚得要命，仍自以为是一件得意的学术作品而视做珍宝。

工作后，受我的老师张少雄先生的影响，也在我家多缇的支持和鼓动下，陆续购置了不少莎士比亚的研究书籍，譬如河边版（Riverside）的莎士比亚全集，克里夫评注（Cliff’s Notes on Shakespeare），还有不少国内研究者的成果著作如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索天章的莎士比亚入门读物，孙家琇的研究文集，以及裘克安教授主编的注释本，等等。

当然，这其中利用率最高的，无疑是朱生豪先生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1册），尽管我后来也分别购买了梁实秋和方平的译本。即便去欧洲白相，或者去上海书市闲逛，若看到与莎士比亚相关的书籍，我也会像瘾君子那样，顺手抄上几本。

部分积聚起来的莎学图书

老实说，我对莎士比亚的偏好，只能算是一种时髦的“瘾头”，若论研究，则几乎没有。就像有人喜欢抽烟，但未必分得清哪些是好烟哪些是劣质烟，至于抽烟的各种门道，更是无从谈起。

我的老师张少雄先生自称“欧莎”，英文名为O’Shake（OverShakespeare），意即“超越莎士比亚”，这名号实在巨大得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谆谆教导我们，莎士比亚的作品“需要一辈子阅读”——这话倒具有学术的引导性。可惜，我始终没有立志听从他的教导。我虽然积聚了不少莎士比亚的资料，却顶多随手翻翻，只鳞半爪地了解了一些莎翁的传奇八卦以及有关他作品的路人皆知的特点，而从未想到要系统地去阅读（毋庸说研究）他的作品。

虽然我事实上也读过莎士比亚的一些原著，但他的英文半文半白，理解起来十分吃力。看来越是博大精深的东西便越是可望不可即，罢了，我还是回到对智商要求不高的教育吧。

这些天，多缇不知哪来的劲，忽然开始研读莎士比亚。元旦到现在，利用“零碎布”时间，已读完了两部多原著（不包括相关的译文和论文）。这令我大受刺激。我恨不得也想重拾对莎士比亚的偏好，但我更需要一种仪式来启动这种偏好，于是，便来到了朱生豪的故居。

朱生豪故居位于嘉兴市南湖区禾兴南路73号。这是一片颇为小资的文化休闲区（梅湾街），马路斜对面便是民国时期“七君子”之首沈钧儒的纪念馆。

嘉兴一带的名人，大多出身名门，彼此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譬如徐志摩就是沈钧儒的表侄儿，而沈钧儒的祖父，则是苏州知府，他祖父的祖父，又是前清进士。相比而言，朱生豪就只能算是个贫下中农了，他的父母亲都是做小生意的，而且父亲还是个上门女婿，故他从母姓。好在朱生豪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所以在之江大学读书时深受夏承焘、钟钟山等先生的青睐。

夏承焘就评价他说“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朱生豪在大学里主修的是中文，但英文很好，并且对莎士比亚的兴趣浓厚，立志要翻译他的全部作品。

1935年，朱生豪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第二年，即译出了莎剧《暴风雨》的第一稿。这一年，他才24岁，而我24岁那年，初任教师之余，正坐在集体宿舍的钢筋书架前，孜孜不倦地看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故居中的事迹介绍

朱生豪一生之中总共翻译了31个莎士比亚的剧本。

他的译文虽是散文体，却自有一种高贵和典雅的诗意贯穿其中，因此本身便可被视作优秀的文学。之后梁实秋穷几十年之力对莎士比亚进行重译，且采用原作中的诗体格式，但总觉得才情远不如朱生豪；至于方平先生的译本，对学习、研究莎士比亚颇有益处，翻译也似乎更精准，但文学性依然不如朱生豪之译本。

换言之，你可以指责朱生豪译文满眼出错，但你无法拒绝他的译文给你带来的惊喜和体验——这恐怕就是一个翻译家的魅力，而不是简单的“译者”的技术能事。

令人唏嘘的是，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十分艰辛。刚开始翻译不久，便遇上了“八一三事变”。慌乱中，他之前辛苦收集的资料和已经译出的作品全部被焚。重返上海后，应邀入《中美日报》社任编辑，却因为宣传抗日，报社遭到了日本人查封，他再次收集的全部资料与译稿以及部分自创作品又一次被毁。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而他的励志故事，也从此开始。

结婚后，他与妻子宋清如女士去常熟岳母家居住，在那里，他废寝忘食地译写，仅靠两部字典，就译出了31部莎士比亚戏剧。

我们一般的人，虽然也常立志，但只要遇到一些不开心，便怨天哀地要打退堂鼓了，而朱生豪遭遇的却是动荡离乱，但他依然坚持他的目标，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的早死，很明显是有原因的：一是他的过度劳累，二是他的极度郁闷，三是他的家族遗传（他父母亲在他十几岁时便已双亡）。其中任一元素，轮到他人头上，便可顿成悲剧，而朱生豪则兼有之，可见他真的是一位悲剧英雄。

朱生豪卧室

马伯庸说，朱生豪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一件就是陪自己的老婆。这前一件是文化大事，后一件却是爱情小调。但现在的许多人，却把后面的小调给无限放大了。

朱生豪故居门口右侧，有一尊石像，朱生豪与宋清如互相依偎着，下面有一段手写的文字“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像极了传说中的爱情。（事实上，这段话是朱生豪、宋清如合葬墓碑上的文字）当然，他们两人的确是有爱情的，朱生豪不是给宋清如写过500多封情书么？而且其中的称呼，亲昵得让人眼瞎——傻丫头、好人、女皇陛下……

事实上，朱生豪生就一副木讷（甚至幼稚）的脸，而且不善言辞，“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很难想象他还能谈情说爱——不像隔壁海宁的徐志摩，由内而外的风流倜傥。

朱生豪宋清如夫妇

然而他还是恋爱了，并且是专心致志地恋爱。只是他命薄，没有给宋清如女士带来多少家庭的富足与温馨。

1944年6月，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卧床不起，年底（12月26日），即抛下年轻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含恨离开人间，年仅32岁。孤儿寡母，宋清如女士那时想必尝尽了人生的悲苦。而朱生豪的英名，也将她推向了一种并非她预料的文化环境，让她用一辈子的时间，以其亡夫为职业，以其亡夫为生活的全部。

这种身份的被定位，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不叫人感慨。

莎士比亚译本

朱生豪去世后，宋清如女士一方面整理、出版其丈夫的译稿和资料，另一方面又花了几年时间（1955-1958）补译其丈夫未译完的莎士比亚作品（五部半）。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译文如何，因为等她联系出版社时，才被告知出版社早就落实了译者。后来她在文革时被抄家，译稿自然也便荡然无存了。

宋清如年轻时，曾被施蛰存誉为有“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可惜她的命也不好，朱生豪去世后，一直没有走出悲情，一生之中，唯朱生豪为其生活的全部——整理、校对、补充、回忆，以至于不像杨绛、文洁若那样形成自己的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过，也许在宋清如看来，这样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美好，无所谓遗憾不遗憾的。

1997年6月27日，宋清如女士离世。 

中学时代的宋清如

2021年2月17日

作者有话说

两年前的6月，我和多缇陪周益民君在杭州剧院看约瑟夫·格雷夫斯（Joseph Graves）主演的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老格说，他十分敬仰朱生豪，甚至在朱生豪家住了几个月，与其儿子有过彻底的长谈。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什么，但我相信的是，尽管他是演莎士比亚的，但他无法理解朱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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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别裁录  编辑 | MOON

主编 | 卓雅  终审 | 从容战刀

常年法律顾问 | 浙江铭广律师事务所 王婷